1997年，由夏建白、朱邦芬著，黄昆审订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《半导体超晶格物理》，获得了“全国优秀科技图书”一等奖和“国家图书奖”提名奖。这一荣誉应归于著作者们，这部著作的字字句句，是用他们的多年心血和创造力凝结成的。作为该书责任编辑之一的我，也为该著作的问世付出了汗水，当然也对著作的获奖感到高兴。科技编辑的汗水，总是要和科学家的汗水流到一起去的，这是我参加编辑工作几十年来的一个体会。
1965年，我大学毕业进出版社后，大部分时间从事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，也穿插编辑一些图书。1985年以来，主要在编《科学》杂志。
《科学》杂志是1915年由任鸿隽、杨杏佛、胡明复等一批有“科学救国”抱负的爱国留学生，在他们的留学地——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绮色佳创办的。为办《科学》杂志筹集经费，他们发起成立民间科学团体——“中国科学社”。起初，他们在美国撰稿、编辑，寄回上海刊印出版。随着编刊人的陆续学成回国，1918年后，《科学》杂志就一直以上海为编辑出版地。其间，1961－1985年停刊，复刊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。
为筹备《科学》杂志的复刊，我们几位编辑专程由沪赴京，寻访当时还健在的“中国科学社”的老人，章老元善（《科学》杂志九位创刊发起人之一）、严老济慈和茅老以升（《科学》杂志早期的编辑和作者）等前辈分别在寓所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如数家珍地向我们叙述往事：在艰难的条件下，“中国科学社”以创办《科学》杂志为起点和纽带，传播科学、提倡实业，建造“明复图书馆”、办研究所和图书仪器公司、创办《科学画报》、出版科学专著和科普图书……为创立近代中国科学事业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至今，这几位科学老人追忆往事的音容笑貌仍萦绕在我们的心头。今天的办刊环境、条件与当年相比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，但也并非坦途。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茅老言简意赅的发问“科学社为什么把《科学》杂志办得那么好”、严老语重心长的嘱托“你们可再不要让《科学》杂志停刊了”，便又会在我们耳边响起。是呀！老一辈科学家、编辑是用献身科学的满腔爱国热血在办刊的，我们的寻访捧回的是一根沉甸甸的传播科学的接力棒。
1989年，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编辑正背负着这根接力棒，为《科学》的质量精益求精时，出版社的领导又交下一个任务：利用《科学》杂志同科技界的联系，组织、编辑、出版科学专著。众所周知，专著不是畅销书，接下后编辑部势必要承受更大的压力。然而，同仁们却说，我们既然背负着传播科学的接力棒，就要有点志气，在分析了有利与不利条件的基础上，同仁们决心认真干一番，争取开辟出一个书刊推挽、相得益彰的工作局面。
出书与办刊，事虽相近，却并不全同。出版社的刊物编辑要出好书，不只是辛苦点就行了，还得按出书规律办事。首先，要精心选好题。好在《科学》杂志有一个以科学家为主体的编委会，大家四处向编委们请教，我还陪出版社的总编辑专程上北京向《科学》杂志编委会主编、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请教。光召主编非常支持出版社沿袭当年“中国科学社”的做法，以《科学》杂志的刊名为丛书名，出版《科学专著丛书》，并欣然同意为这套丛书作序。他还特别嘱咐我们，要注意从能带动相关学科发展的方向上去选题，选题要注意促进创新。
我们在《科学》杂志的组稿活动中获悉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黄昆先生和他的学生夏建白、朱邦芬等合作，从80年代中期起，开展了半导体超晶格理论方面的研究，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，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，有关工作被国际同行称为“黄－朱方程”。黄先生是国际上的晶格动力学权威，50年代他与M·玻恩合著的《晶体动力学》一直被国际上视为经典大作。更令人敬佩的是，他在古稀之年仍葆创新活力，继续在科研第一线上取得重大成果。
半导体是铸造了人类20世纪辉煌的伟大科学成就之一，而半导体超晶格和微结构的研究，正代表着当前半导体科学发展的主流，推动着半导体及其相关的高技术研究向新的水平发展。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基本问题上作出的贡献，理应成书。这正如光召先生在《科学专著丛书》序中说的：“为本世纪多留下几本中国学者的优秀专著，为迈向新世纪多铺下几块引路的基石！”。
在《科学》杂志创刊80周年之时，《半导体超晶格物理》正式出版，成为《科学专著丛书》中的第一部作品。
作为《科学》杂志和这部专著的责任编辑之一，笔者感到欣慰的是，我们这一代《科学》杂志编辑没有忘却前辈编辑交下的传播科学的嘱托，没有辜负江总书记对《科学》杂志的题词：“传播科学，提高国力”！
（作者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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